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量刑规范化考量/林安华(2)
个案三：不切实际索赔，权益无法实现
被告人黄飞交通肇事致被害人死亡，且被告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被害人亲属开始就提出82万元的赔偿请求，经法院调解也无结果，加之无法查实被告人有无财产，最后被害人亲属的权益无法实现，而根据量刑规范被告人被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个案四：死牛任剥，拒绝赔偿
被告人钦波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一案，因被告人只负事故主要责任，而被害人重伤为一级伤残，医药费就达数十万元，且被害人系独生子女，有年仅6岁的小孩和父母，所以赔偿金额巨大。于是被告人及其家人均拒绝赔偿，特别是被告人收到量刑建议见刑期较短后态度更加恶劣，一幅死牛任剥相，其家人不但不替被告人代为赔偿，还威胁被害人及其亲属。
个案五：刑期较长，不理不睬
被告人陈绳军故意伤害致被害人重伤案，被告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中造成被害人十多处骨折，轻伤十多处，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达数十万元。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四至六年。被告人见难以脱逃法律严惩，对被害人的受伤和赔偿不理不睬。
上述附带民事诉讼案例，集中展示了量刑规范化常态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类型，反映了量刑规范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与被告人就其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的博弈众象。从几类案例可以看出量刑规范化下被害人法益保护的纠结和被告人量刑时的轻缓处罚的无奈和矛盾，公开的量刑规范对被告人的量刑看似公平，但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难免尴尬，这与惩治犯罪、彰显人权、实现权益、建构和谐的刑法目的又格格不入。因此，我们需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代刑事司法实践的理念、量刑规范化的建构多方面理解和解读法益保护和轻缓处罚。
二、尴尬：量刑规范化实践中法益保护与轻缓处罚之困惑
量刑规范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或制定的量刑规范和统一的操作模式，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量出近似结果。但由于规定了绝对的法定刑、起点刑、基准刑和量刑比例等实体标准和量刑建议、量刑辩论、量刑证据规范等程序标准，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奴隶”，丧失了刑罚裁量上的能动性，将法律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从而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与被告人的轻缓处罚众象百态。
（一）、量刑建议是送还是不送，让人困惑
规范化量刑的出发点和目的显然是实现量刑实体公正、量刑程序规范和公开，因此对纳入规范化量刑的十五类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将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一并送达给被告人，做到程序公开透明。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过上述实证案例不难看出，送达量刑建议后，对刑期较长而附带民事赔偿数额不大的案件被告人会起到促使其或其家属穷尽能力赔偿被害人经济，以求获得法院在量刑时的轻缓处罚。但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量刑较轻而赔偿较多的，就会造成部分被告人产生规避赔偿的心态，使被害人的法益保护难度增大，维权成本增加，以及引发被告人家属秘密转移和处理被告人财产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送与不送记法官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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