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德力格仁贵(5)
我认为，首先，对被告人仅科以刑罚不能完全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事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已足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被害人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私权利，权利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是否放弃应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法律不应否认被害人就精神损害而要求赔偿的权利。例如在故意杀人、重伤害等恶性事件，如果对被告人处以极刑，很可能使被害人精神完全得到慰藉，被害人也不可能再向被告人（已处极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若判处在被害人心中认为较轻的刑罚，就应该赋予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慰藉被害人的心理创伤。
其次，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 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处二年缓刑或三年实刑，其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了否定性评价，但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却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对受害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抚平，只有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因此不能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人的行为追究了刑事责任，仍不可排除追究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当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是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但实体上仍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二者的性质存在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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