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陈瑞华(12)
这一标准化的“独立量刑程序”，不仅为一些研究者所倡导，而且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基层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之中。[23]通过这种“两次开庭”、“两次评议”和“两次宣判”的程序设置，原来那种令被告人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不复存在了，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与量刑辩护权都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公诉方也避免了在指控犯罪与提供量刑建议之间穿梭进行的困境，法庭也可以较为从容地审理定罪问题，严格地掌握定罪的标准和条件，而不必在定罪之前就对量刑问题给予事先考虑。这种程序设置还可以为未来的正当程序改革保留较大的空间，使得量刑程序的改革设想只能在定罪审理结束之后才能实现，而在此之前，法庭对定罪问题的审理将更充分地贯彻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严格证明等程序理念。总体而言，让量刑公正的理念更充分地贯彻在量刑程序之中，让正当程序的精神体现在定罪审理程序之中，两者各得其所，互不抵触，这将是“独立量刑模式”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
当然，这种“独立量刑程序”的改革设想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一些研究者和实务界人士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对同一刑事案件进行“两次庭审”、“两次评议”和“两次宣判”，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程序造成太大的突破，缺乏合理的法律依据。针对这种量刑程序，有人也担心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可能不适合中国的诉讼制度，定罪与量刑的完全独立只有在英美对抗制中才可以得到实现，而中国现行的审判制度似乎并没有这种独立量刑程序存在的空间。还有人担心，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将与现行的审判管理制度发生冲突，在院长、庭长保留对刑事案件的行政审批权，审判委员会拥有对案件的讨论决定权的制度下，法庭无论是对定罪问题还是对量刑问题都难以行使独立的裁判权。而在一个动辄需要向院长、庭长或审判委员会汇报的制度下，这种“独立的量刑程序”将是很难实施的。
笔者无意为这种“独立量刑模式”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其实，这种量刑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上述质疑的观点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而只是从一些技术和形式上提出了异议。这些异议是完全可以得到解答的。
对于独立量刑程序改革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制度变革中的“立法推动主义”路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司法机关在中国司法改革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司法机关通过一种自生自发、自下而上的改革试验，为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对一系列新的制度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试验。经过改革试验，对于其中效果不理想的改革方案，司法机关最终予以放弃；而对于那些有效解决问题、实施效果良好的改革措施，司法机关也通过规范化的努力，使其逐步变成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司法机关的改革试验对于制度试错和发现适合中国的法律制度，都是一条不可规避的改革道路。在这种改革试验过程中，假如一味地固守现行法律的规定，不在制度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突破，那么，新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就量刑程序改革本身而言，如果机械地从现行成文法中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是不切实际的。[24]其实，目前的量刑程序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创设法律的过程。假如经过对“独立量刑模式”的反复试验，最终证明这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进行量刑程序改革的明智选择，那么，将来最高司法机关就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确认其合法性，甚至就连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修律的方式，将其确立在成文法典之中。相反，在这种量刑模式还没有得到广泛试验的情况下，就动辄以“合法性”为由，将这种改革方案扼杀在摇篮之中，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了一次发现法律的机会，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也将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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