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谅解，不以提出从宽意见为条件/方工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获得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加害人获得被害人谅解，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徒法不能自行，要使良法取得良效，须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准确理解，着眼全局，精细操作，确保质量。本着这个原则，在修改后刑诉法施行后，正式实施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时，应注意避免会削弱或消解司法权威的做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试行刑事和解方式结案的司法机关，有一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要求被害人表示谅解时，需按照司法者预定的从宽处理结论，表达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对加害人处以免刑、缓刑的具体意见。如果被害人表示请司法者依法裁决或表示服从司法裁决，则被视为双方没有达成谅解，对案件的处理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从表面来看，这种做法并未妨碍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维护人格尊严和加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而且司法者还避免了从宽处罚可能引起的被害人的不满，似乎皆大欢喜，很完美。但其实不然，从深层次分析，其中隐藏着消极因素，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司法权威，不是增强而是消解了法律意识，对此不可不察。
固然针对司法者如何处理案件，提出个人的希望和意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而且仅具有供司法者参考的意义。然而在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具体从宽意见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应司法者的要求提出的。司法者要求的动机或出发点，是为减小作出从宽决定的阻力，降低出现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做法，与公民主动行使自由权利不在一个层面。
上述做法的反常逻辑在于，被害人虽然谅解了加害人，但如果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对司法者的信任，请司法者依法处理的话，这种友好、有益的态度却不会得到司法者的支持，反而会被拒绝。似乎司法者需要的不是被害人的信任，而是被害人的干预。其实，司法决定要以被害人提出具体意见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意见，司法者就设法让被害人提出后再作决定的做法，无论在法理、事理还是情理方面都缺乏支撑，与增强司法权威和公民法律意识，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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