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谅解，不以提出从宽意见为条件/方工(2)
这种做法会给人造成负面印象，误导公众对司法性质和司法规律的认知，例如，会认为司法者拒绝被害人的信任，是对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不重视，司法者让被害人提出意见，又利用其意见达到从宽处理的目的，是对被害人的不尊重;没有被害人的意见，司法者就不能作出从宽处理，是司法缺乏自信;被害人的表态可以左右司法决定，是司法缺乏有力的权威，等等。这一切，最终都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弘扬法治精神。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被害人的谅解应该如何理解?对谅解附加必须提出具体从宽意见的条件，是不是正当?笔者认为，所谓谅解，就是不再因受到伤害而怀恨对方，对对方予以原谅或消除敌意。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是为了自身利益，既不是为从宽处理的司法决定提供条件，更不是替司法决定设限定调。被害人对加害人可以原谅，可以同情，也可以帮助，还可以祝福，即使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与加害人成为朋友等，都是当事者的自由。但是有权利不等于享有左右司法者处理案件的权力，司法者也不应以被害人所提要求作为处理依据。司法者判断案件是否达成和解，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应以被害人提出具体从宽意见为要件。
依照国家宪法，适用法律以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正处理公诉案件，是国家独占的司法权力。对公诉案件，是由司法者在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后，依据职权，独立代表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对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自始就不取决于任何人包括被害人的态度，否则，就是司法者的失职。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并没有使已进入公诉程序的刑事案件，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变更为非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也不因此而中止。是否继续追究以及怎样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决定，仍须出自司法者，司法者仍然应当不受干扰地独立作出决定。在司法活动中，滥用司法权乱作为固然不允许，弃用司法权不作为也不正当，都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依照法律运作，刑事和解与司法权威本该双赢，即当事人通过和解获得利益时，司法权威也会相应得到维护和增强。以弱化司法权威的代价，换取当事人的和解，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司法规律。顾此失彼，只考虑取得被害人具体从宽处理的意见，可以减小从宽处理的阻力或社会风险，而不顾司法应当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与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的后果，同样都有损社会和公众利益。所以要求被害人必须明确提出从宽处罚意见，否则就不认可达成的谅解，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更没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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