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谅解，不以提出从宽意见为条件/方工(3)
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时合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积极教育加害人真诚悔罪，尽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同时也要鼓励被害人以“和为贵”，尽量宽容地接受加害人的赔偿和真诚道歉。而作为司法者，应坚持独立行使职权，并以此原则引导被害人对加害人表达谅解意愿。有必要规范被害人的表述形式，如以“我接受加害人支付的赔偿及其作出的道歉，同意司法者对案件依法作出的决定”等言辞，表达谅解之意。
提出和分析被害人如何表达谅解的问题，不是钻牛角尖，不是狭隘地就语法咬文嚼字，其意义在于，以此增强法律意识，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建设水平。就如刑事诉讼法最初规定的对被追诉人员称谓，在各诉讼阶段一律为“被告人”，但后来修法时则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犯罪嫌疑人”称谓一样，其意义并不在提高法律的语言质量。司法用语不仅要做到文通字顺，还应该符合法、理、情的正当要求，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增强公民法律意识，促进社会法治进步。
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国家的司法权威，是法治的基石，都是通过一点一滴、一案一事、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实而培养和树立起来的。对此，现实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者的行为，都发挥着教材与教师的作用，所以一切司法实践都必须有利于强化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准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刑诉法，正确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就是具体事实之一，对此需特别精心。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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