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对诉讼监督新规定的意义/朱孝清(3)
3.完善了监督方式。如对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现行刑诉法仅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但是，法律未赋予人民检察院发现违法的必要渠道，影响了检察院对违法的及时发现;同时，这种事后监督充其量只能救济于已然，而不能防范于未然，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效果。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掌握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审批活动的渠道，规定监狱、看守所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书面意见的副本和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让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这就把原来的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有利于防止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中违法行为的发生，增强监督的效果。
4.增强了监督刚性。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提出的监督意见，应当具有一定的刚性，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都规定“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当检察机关提出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从而使监督的刚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三、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诉讼监督的新规定对检察制度的理论意义
修改后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新规定，对于捍卫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检察机关是否应当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究竟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理论和检察制度理论上素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能可分为追诉和诉讼监督两大部分，前者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后者包括批捕和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这两部分职能在诉讼构造、诉讼角色、诉讼心理等方面都存在矛盾冲突，检察机关集追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于一身，使检察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违反了诉讼规律，破坏了控辩平等，影响了法官中立，其弊端十分明显。有的甚至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阻碍国家权威的生成，助长冤假错案，危害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利益”，因而需要通过司法改革予以协调或解决。其改革的思路，有的主张将追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适当分开由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行使;有的则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乃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使之仅是追诉机关或公诉机关。然而，修改后刑诉法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新增了一系列诉讼监督任务。这说明，在立法者看来，检察机关的追诉与诉讼监督这两部分职能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于一体，都由检察机关来承担。这就回应了一些人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乃至国家监督机关的性质的错误观点，廓清了理论误区，对于捍卫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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