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内部协调/刘洁(6)
( 二) 录音制品制作者权
版权体系国家将录音作品( sound recordings)作为著作权的对象进行保护，而作者权体系的大多数国家没有确认录音作品，是通过授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邻接权来保护录音制品 ( phonograms) 。但作者权体系国家所谓的录音制品实际上与版权体系国家的录音作品同义，并不是指由现在已知的或以后发展的任何方法对除伴随电影和其他视听制品中各种声音以外的声音加以固定的物理载体，仅是由于两个体系国家对作品的概念界定不同所导致的，这是术语应用和立法技术上的不同，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11]
实践中，录音行为可以表现为借助录音设备对声源的单纯录制，录制者的劳动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其目的是保证录制的表演或其他声音的高度保真。“单纯凭技巧从事的智力活动只限于运用已经掌握的专门技术，所以它不属于智力创造活动的范畴。”[8]这类行为应当认定为复制。但如果按照一定的意图选取声源，并对该声源进行编排、剪辑，形成一个体现一定思想的制品，那么录音制品制作者，与普通的操作人员不同，其统筹协调着录音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录音制品中集中体现出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思想，这是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邻接权的根源。
此外，我国著作权法中还存在的录像制品制作者，一直以来都是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相提并论。在我国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是著作权的对象，而录像制品则是邻接权的对象。通常而言，录像制品在制作程序上相对简单，在财力、物力的投入方面相对较少，但行为的过程不应是认定作品考虑的因素。录像行为如果仅对现场实况不加任何设计的机械录制和简单记录，这种行为就是复制，录像制品的制作者不应享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权利。如果录像制品在制作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独创性，则这种独创性与电影作品以及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中体现的独创性没有质的区别。因而我国邻接权中规定“录像制品制作者权”是多余了。[12]
(三) 广播组织权
目前广播组织因播送节目而对节目所依存的信号享有邻接权几乎成为共识，事实上，对于广播组织为何享有邻接权仍存在争议。多数人在探讨广播组织权的时候，往往言及广播组织播放节目的投资巨大，海盗行为盗取信号致使广播组织损失惨重——广播组织的利益有保护的必要。然而利益的保护方式是多样的，广播组织却要在著作权体系下获得权利保护，那么一定要在著作权体系下寻求到正当的依据。
在传播学看来，广播组织并不是简单地播放信号，它们是大众媒体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13]广播组织正是利用传播媒介将这种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融入对节目的编排、设计中表达出来，编排中体现着传播媒体的意志，其中的独创性不容忽视。这正是广播组织获得邻接权保护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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