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10)
第四节 法国、德国时效制度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财产权观念不断加强。古罗马时效制度易致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侵犯他人财产权。故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影响下，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又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紧接着，美国1791年批准生效的《权利法案》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至此，西方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制度。此观念与罗马法的时效取得和时效消灭制度产生了根本冲突，使法国民法典立法者们陷入矛盾和纠结中——一方面要用时效制度达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要保护财产权，最终法国民法典将时效制度予以改革，留实体权利却灭胜诉权——即时效期限内，国家保护并帮助追回债权，时效届满，国家尊重财产权，但能否收回、如何收回各想其法。可见，诉讼时效制度由前苏联所首创的说法不准确，前苏联系首创“诉讼时效”这一提法，其内涵和本质应由法国所首创。
受法国影响，德国民法典亦尊重权利人财产权，未规定时效消灭实体权利的制度，但在时效制度与财产权冲突中加大了时效权重——赋予义务人拒绝履行抗辩权，致权利人不但丧失胜诉权，即便自力救济，义务人亦有法定拒绝履行权，从而扩大时效期限内外差别，进一步敦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但这种“敦促”因其最长时效为三十年而变得形同虚设。
第五节 日本的时效制度分析
日本明治政府以法国民法典为依据编纂并于1890年公布了民法典草案，但因内容过于法国化而遭社会舆论强烈反对，终被帝国议会决定延期实施，后经重新编纂，于1898年实施了《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系依法国法转而借鉴德国法制定而成[24]。但其时效制度与法、德均不同，不仅规定了时效消灭制度，还规定了时效取得制度，最关键者在于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系罗马法时效制度最完整的继承和发扬。至于日本为何作此修改，笔者未能查知，但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第二十七条“日本臣民之所有权不得侵犯。因公益需要之处分，依法律之规定。”及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九条“① 不得侵犯财产权。② 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③ 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收归公用。”之规定看，日本这种用法律拟制强制剥夺权利人实体权利的民事立法，与其宪法相违背，使时效制度成为公民财产权的最大侵犯者。日本的这种矛盾使得笔者无从着手分析其时效制度之成因。
总共49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