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16)
同时，因法律允许其援引时效，义务人就为己私利，置诚信原则于不顾，表面上看合法，但从自然法角度看，仍系违背一切作为正直的人的正义和良知的行为，仍无法摆脱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阴影。
综合前面几节的内容，笔者认为，整个大陆法系的时效制度都可认定为“恶法”。
第四节 时效制度与恶法亦法
恶法亦法，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他认为，凡合乎法律的即正义的，公正的人即守法的人。并且他用己之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逃而拒逃，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视死如归，最后平静饮下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31]。
真正首倡“恶法亦法”理论的是19世纪英国分析法学派的鼻祖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20世纪的哈特在总结其理论时，将之分为三个部分：一、法律命令说，即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此命令以制裁为后盾；二、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道德上的善与恶，即后人所谓的“恶法亦法……”[32]
“守法即正义”、“恶法亦法”的理论自古以来就倍受争议，受到历代自然法学派法学家的批判，因它违反自然法中最基本、最原始、最朴素的正义感和良知，所以，“自然法的大多数倡导者——其中有圣·托马斯·阿奎那、格老秀斯（Grotius）、普芬道夫（Pufendorf）、洛克（Locke）和霍布斯（Hobbes，Thomas）——都一致同意，在实在法严重违背正义（decency）的情形下，应承认私人和司法人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反对这一应受谴责的法律。”[33]受自然法学派的影响，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美国之所以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就因其宪法理论认为人民有权不遵守恶法，进而推翻暴力政府，而枪支是人民行使该权利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建国之初无自己的理论，美国的开国元勋接受的或认可的是欧洲大陆式的教育，杰斐逊是洛克的信徒，汉密尔顿是孟德斯鸠的继承者……”“杰斐逊宣言中的这一整套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一个经典总结”[34]。受此影响，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从而将自然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了“恶法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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