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18)
新自然法学的出现，再次将恶法亦法推到了死亡的边沿，推至争议的风口浪尖……总之，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浩如烟海，各说各有理，笔者也不想再去深究。但笔者认为，通过前面的论述，可断言，时效制度系违背自然法的“恶法”。
笔者认为，关于恶法亦法的问题，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首先，如站在守法者特别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角度看，应承认恶法亦法有理，毕竟非人人均有法学家般高深的理论基础，有雄厚的明断是非的能力，如任一公民、执法者、司法者均可立己之角度，主观判定某项法律系“恶法”，进而不遵行，将非常可怕——特别是司法人员，这将予其无限自由裁量权，成为脱缰野马，致人民无安全感。“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38]故法官认定某项法令系恶法的权力应被严格限制，从而使法官成为“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之外就没有别的上司”[39]。从此意义上说，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应予提倡。但亦有一基本前提，即不得利用此恶法行违背自然法、违背作为一切正直的人的正义和良知之事。即“恶法”可被动遵从，但不得主动运用。
其次，如站在立法的高度看，立法时如明知某项规定是恶法，却仍通过、颁布并实施，则恶法亦法不应提倡。即立法者不应放纵恶法的产生。
因此，如本文讨论的仅为超过时效的个案如何处理，则循恶法亦法原则亦无不可，毕竟本文说的是大陆法系，均为成文法国家（地区），法官判案都应依法进行。但如若将时效制度重新放到立法高度看，则应认定恶法非法，进而予以修改和完善。[40]
第三章 中国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与困境
本章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权、拒调时效抗辩、提醒权
因中国未规定时效消灭实体权利之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权利人诉请后，权利人虽败诉却永为财产权所有者，义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财产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财产并获取收益。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听到有人大声疾呼中国人之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人，睹大量权利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之情形，同情心油然而生，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从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权利人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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