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22)
笔者认为，梁彗星的观点最符合中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主张义务人有诉讼时效抗辩权值得商榷。
第一，因中国未规定消灭实体权利，故义务人不可能享有拒绝履行抗辩权。
第二，时效抗辩权在国外可以成立的原因。国外早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法时期就规定了时效取得制度，后又规定了时效消灭制度，依照该两种制度，超过时效的，权利人丧失所有权，义务人取得所有权，故实际上赋予义务人不偿还、不返还之权利，义务人当然可享拒绝履行抗辩权。德国甚至直接规定了“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有权拒绝给付”，故国外主张存在时效抗辩权有可能成立。
第三，诉讼时效抗辩权在中国无法理依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中国未规定时效消灭实体权利，故在中国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土壤，将其搬进中国，恰当性值得商榷，法理上讲不通。依中国法律规定，提诉讼时效抗辩，实质上仅是用于提醒法官注意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没有再予以保护的法律依据的权利，故笔者认为，此仅为提醒权[48]。如系抗辩权，那所指对象为何？难道是义务人可不偿还？
第四，诉讼时效抗辩权在中国无法律依据。王利民等人一方面承认超过诉讼时效后权利人实体权利不消灭，另一方面又主张义务人取得拒绝履行抗辩权，那将置权利人实体权利于何地？将置2004年第22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之规定于何地？且此主张相当于给义务人无偿占有、使用权利人财产权并获取收益之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与“不主张不劳而获”、“拾金不昧”、“物归原主”的社会主义传统道德观念不符，违背当初立法者们创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和精神，且违宪。抗辩权，需法律明文规定，如合同法中的先（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担保法中一般保证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等。而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看，仅规定“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仅限制了权利人的权利（胜诉权），未授予义务人抗辩权。
第五，该提醒权，指向法院，目的和结果都是消灭胜诉权。抗辩权必指对方当事人，目的是削弱、抵销财产权或拒绝、迟延履行。
第六，抗辩权贯穿于整个诉讼程序始终。该提醒权只有诉讼时效届满且权利人起诉才产生，一审不行使二审再行使的，法院不予支持。抗辩权则不受此限，甚至从债权成立时就可能成立（如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
综上，在中国，“诉讼时效抗辩”系假命题，非义务人享有之抗辩权，认为系抗辩权无法律依据，法理上亦讲不通，充其量仅为“提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本文之所以用“拒调时效抗辩”这一表述，乃为方便理解和叙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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