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35)
问题三，在讨论前，我们先看个案例。二战结束后，在联邦德国，有这么一个合法的道德恶行案件，被告原是一德国军官之妻，1944年，她为了脱离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结果，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名妇女在联邦德国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驳夺他人自由的罪行。妇女辩解说，其告发行为是依法进行的，未犯罪，其夫是据当时法律被判刑的。但联邦德国的法院坚持认为，被告所依法令，因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无效。另，被告非心怀义务而告发，乃纯粹出于个人卑鄙目的，故被告的行为违背了一切正直的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最后法院以这些观点为理由判处被告徒刑[52]。这一点与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中，国际战犯执行国家和上级命令的行为不能免责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理，因权利人实体权利永不消灭，致义务人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财产权并获取收益之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商榷，义务人拒绝履行，表面上看似合法的（因为法律明文规定赋予了其拒绝履行抗辩权），但却涉嫌属于《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８条“（１）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规定之情形，且同样是出于个人卑鄙的目的，不是心怀义务，同样违反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原则和基本道德准则，还违反了作为一切正直的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故该行为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这实际上涉及本文前述的“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问题。故德国这种思维慎密、逻辑严谨的宪法与法律之间、法律的各法条之间的相对统一，不但未能使其时效问题彻底解决，反而使其宪法和法律深陷“恶法”的深渊中——恶法一，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彻底，为与时效制度统一，竟规定财产权“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规定之”；恶法二，居然用允许义务人“拒绝履行”的方式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却忘了会放纵义务人的不诚信行为，不仅阻却了权利人公力救济的途径，还堵死了权利人自救之路，使其“恶法”性更加彰显。
综上，笔者认为，笔者前述的法条冲突的直接救济之诉，可因时效制度与《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８条“（１）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的冲突而成立；笔者所创设三种再救济之诉中的两种民事诉讼，在德国亦都有成立的法理基础和自然法基础，特别是不当得利之诉完全可成立。
其实上述三个问题，在法、台亦不同程度存在。
第三节 日本篇
由前所述，日本采取的是“时效不作为的推定抛弃”理论与“法律拟制强制剥夺权利人财产权”相结合的时效制度，即只要法院经审查确定时效确已超过，则国家法律强制认定“时效的不作为推定抛弃”成立，认定权利人已抛弃其财产，从而剥夺权利人的财产权，消灭其实体权利。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第二十七条“日本臣民之所有权不得侵犯。因公益需要之处分 ， 依法律之规定。”及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九条“① 不得侵犯财产权。② 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③ 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收归公用。”之规定看，日本的民事立法明显违宪，使时效制度成为公民财产权的最大侵犯者。
总共49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