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4)
从《日本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七条“（一）债权，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二）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二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及整个第六章第三节的规定看，日本直接采取的是实体权利消灭主义。
综上，笔者认为，将诉讼时效与消灭时效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
第二节 古中国未产生时效制度的原因探析
马俊驹、余延满认为，古中国也曾有过关于时效的零星规定，如：北魏孝文帝时规定：“所争之田，宜年限断，事之难明，悉属今主。”这是类似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宋刑统》规定：“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这是类似于诉讼时效的规定[12]。笔者认为，不应牵强地将此理解为时效制度，此乃查明案件方法也，属据举证责任而断案——前者为原告缺乏证明其为田产权人之证据，致“事之难明”，才将田断给今主，言外之意，如有证据并可查明，田应归原主，岂是时效取得？后者从“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看，属借款人及保证人均逃亡，致无法核对契书真实性，故不支持，言外之意，如“主保均在”，可查明契书真实性，应支持，岂是时效消灭？笔者认为，两者均属特例，而时效制度应为常态制度，故应认定古中国无时效制度。
因尼罗河水泛滥，致洪水退去后需对土地重新丈量和分配，产生了平面几何学。同样，在火山、地震、洪水、瘟疫及战争等天灾人祸影响下，致大量土地、房屋成“无主物”，对此情形如何处理，成为古中国与古罗马之分水岭，关于古罗马，笔者通过第三节论述，现先考察古中国的做法。下面是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土地的分析[13]（节选）——
中国历史悠久，土地制度及其观念，源远流长。由此形成的传统，浸润人心。如不能辨其曲折与利弊，就无法廓清某些流行观点的本来面目。而历代诸家谈土地观念，往往及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比如，有人断定古代中国长期适用土地私有制；相反的，又有人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土地国有制。以单一的土地所有制或土地观念去理解中国传统土地观，不免偏颇。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影响尤巨。
要明白中国古人的土地观念，避不开《诗经·小雅·北山》中的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前后文看，是诗人抱怨任事不均，却自然地流露出了当时人们关于土地的认识。如结合其他文献，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土地所有制现状的真实反映，不容置疑。怀疑者要说，如西周的土地皆属天子，那诸侯裂土分封就无法解释，也无法解释《诗经·小雅·大田》篇中的名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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