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5)
其实，这些记载不矛盾。西周封建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以蕃屏周”。封建之后，土地并非完全地属于侯伯，只是由于世袭制，形成了事实的侯伯长期占有，但土地最高的权属仍是周王。理论上，周王可收回封地。即在西周时，土地通过分封形成了二层的所有关系，这是认识西周土地关系的基础。诸侯之下，又有卿大夫，各领有采邑，这又再次形成一种分割的土地所有关系。《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中的“公田”之“公”，又是“公侯”之“公”，卿大夫相对于公侯是私属；卿大夫之田，相对于公侯之田，即是“私田”。这种“私田”，仍是公侯所赐，它同样可以收回，这又是二层的所有关系。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西周的疆域里，土地非单一的归属关系。以某个卿大夫的采邑为例，它既是卿大夫的私家之田，也是国君的赐田，最后，还应归结为周天子的土田。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观念，在西周强盛时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只是诸侯坐大后，慢慢就不这样看了。但是，这种多层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其相关观念，是后世土地观念演变的基础。忽视这一观念，就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基础就是土地王有观。土地既然在理论上是王有的，占有土地的人，就负有向天子纳贡的义务。“贡”，既表现了政治上的臣服，又是一种占有他人土地后应付的租金和劳役。所以，秦汉的土地税又称“租”。“租”的称谓延续到隋唐，“租庸调”之“租”，仍是土地税的正式称谓。从《说文》看：“税，租也。”这说明汉代“租”和“税”仍相通。后来，为了区分私人土地的田租和国家对土地的征税，租、税二字才渐渐分开。
以租税而言，既可说成是出于维持公共事务如战争、兴修水利、行政管理等的需要，又可说是作为地主向佃耕的农民收取租金。这一点，早有人指出，如清人陈沣在《东塾读书记·周礼》中说：“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到民国，陈登原写《中国田赋史》，对陈沣的看法很是赞赏。土地最高权属公私不分的观念，可远追至西周以前，又可下溯至明清。后世，民间土地可以买卖，但无论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最终归属于天子的观念基础没有变。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中，不但土地，人身也是属于天子的。国家轻徭薄赋，并不是出于保护土地所有权出发。如元英宗不肯加赋，理由是：“天下之民，皆朕所有。若加重赋，百姓必至困穷，国亦何益？”（《元史·英宗纪》）土地的权源，不是因私人的占有或劳动，而是天子赐予。天子给你土地，你才有。故“国税”又称“皇粮”。这个词说明，不交国税，皇帝老儿就没得吃、没得用了。这个观念，又进一步影响着如何理解古代税收的用途。既然土地归根结底是皇帝的，那么，他要收租，只要不是太离谱，就得交。交上去后，至于皇帝兼全国土地的地主怎么用，跟农民（也是国有土地的佃农）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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