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时效通论/余秀才(7)
二、从中国早婚令和计划生育政策谈起
中国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政府强迫人民到一定年岁必须结婚，否则给以制裁的早婚令——墨子讲：“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春秋·墨子，《墨子·节用上》）。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诏令：“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书·武帝纪》）女子13岁就要成亲，是我们所知的法令中年岁最小的。如此不可思议，系严重侵犯人权，但若回到当时历史背景下，可明白，系为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同样，中国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亦曾屡遭美国人权白皮书攻击，但中国毅然进行之，其目的和重要性自不必多言。人身权，乃人之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婚姻、生育属于人身权范畴，国家、政府尚可为特定需要而限制之，更勿论财产权。
三、从罗马政体说起
罗马政体纷繁复杂、博大精深，无必要普遍探究，故笔者仅探析时效制度产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这段时间。
根据众所周知的传说，罗马城由具有阿尔巴（albana）王室血统的拉丁人罗莫洛（Romolo）于公元前8世纪建立。虽然城邦采取的是君王形式，即“王（rex）”是国家最高首领，但罗莫洛已为其选定了基本组织：划分为三个部落，建立库里亚民众会议（即划分为30个库里亚，每10个库里亚为一个部落），由一百名成员组成元老院，并区分贵族和平民。[17]“在一个保留着民间浪漫色彩和诗意的戏剧性故事中，传统史料描述了最后一个塔尔奎尼王的垮台（约发生在公元前510年左右）以及新秩序的建立（可称之为共和国）……关于执法官的新概念是随着最高执法官的设立而形成的，这一新职位有集体性（由两名同僚共同担任）、时限性（任期为一年），其城内治权受到‘向民众申诉’制度的限制，且在执政年度结束后承担责任，这些特点同‘王’的单一性、终身性、权力无限性和不承担责任性相对立。两名最高执法官（由民众会议，即百人团会议选出）最初叫作praetores（裁判官，即军队首领），最后被称为执政官……在公元前451年至450年，这种官职发生中断，最高权力被授予两个十人立法委员会，据说《十二铜表法》就是他们制定的。”[18]笔者认为，该观点与前述的何勤华的观点能相印证，所谓“两个十人立法委员会”即两次组成十人委员会，前一次制定前十表，后一次补充制定后两表。
为免偏离本文宗旨，罗马政体的其他方面笔者不想再深究，仅从上面的论述，即可看出古罗马未如古中国般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且在时效制度产生时期无固定的王，使罗马民众未形成土地和人身对王的依附性，这决定了土地等财产只能是以私有为主。此可从《十二铜表法》第七表中的规定得到印证，如该表第一条规定：“迂回之路，（亦即）建筑物周围的（空地），须有二呎半宽。”第四条规定：“十二铜表不许根据时效取得五呎宽的田界。”[19]此表共十二条，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可自行阅之。如非财产私有，岂致对财产权行使作如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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