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驾判决之正义性思考谈司法公开的目的/余秀才(3)
三、 人权本位的兴起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们过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如“八议[7]”制度、“官当[8]”制度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的理念下，农民起义、奴隶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统治们在追求秩序的同时，开始注重人心向背，进而出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的较为开明的理念。但封建专政的、忽视人权保障的黑暗统治并未根本改变，因为这种变化本身是为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下，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此后，类似的规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秩序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倒了个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遗憾的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甚至提倡在个人利益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之。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尽管何谓“人权”仍然模糊不清，尽管我国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权”，尽管我国仍未象美国宪法一样赋予民众武装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权利，但至少标志着我国也基本实现了人权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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