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三大诉讼法之不足以增司法公信/余秀才(3)
笔者还需特别指出，上述情形，二审法院调解仅实现了实体权之救济，上诉被扼杀之事实无改变。或许有人会说，实体权已救济，程序权也就可不要了，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程序权具有独立意义，同样应予保障，否则实体权也就无从保障了。程序，如时间不可倒流般，应具不可逆性，人非牛，无须反刍[8]，重审就如反刍，这不仅让当事人难受——增加诉累，也让原审法官、法院及重审法官难受。
（三）二审时被扼杀
当事人诉讼过程，系为权利斗争之过程，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起诉，被告为抗争原告起诉不实而答辩。无论胜败，一审判决已维护了胜诉方权益，为保之而预防性上诉，理论上可行，实务中无人为之，因为涉及诉讼费，此亦利益，不符合经济原则，故要胜诉方上诉无期待可能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诉需要之不存，何谈行使上诉权？一旦遭遇二审改判（包括部分败诉），其权利再次受侵害，有上诉需求时，上诉权已不复存在。故现有制度用“合法”形式，无情地阻截了他们为权利而抗争的正常通道，扼杀其上诉权于无形之中。
综上，可肯定，被扼杀的上诉权确实存在，且三大诉讼均无法独善其身。一审被扼杀尚可通过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发回重审予以救济。二审改判，针对的是实体问题，对错笔者不想追究，但扼杀上诉权系程序性缺陷，再审亦仅解决实体问题，除非再审中发回重审方得以恢复，故现有制度下，无法救济。上诉权，为核心程序权，岂容扼杀？欲救济之，唯予其启动第三审之权利，此即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二、两审终审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法院，审级制度不统一，二审终审和三审终审并行。建国后，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的以二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9]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四级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1979年、1983年先后修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沿用了上述规定。1982年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二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规定下来，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上诉、再审等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以二审终审为基础，以审判监督程序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审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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