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法律文书公开的基本前提 ——可阅读性/余秀才(2)
（三）法律文书公开对象的无差别性。案件的当事人有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目不识丁者，也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导师及各种专家学者，甚至这些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法院的法律文书的阅读者在知识层次方面具有其他任何一本书籍、任何一份材料都不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关乎切身利益甚至生命）、广泛性和普遍性。这就为我们法院法律文书的制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或者至少能听得懂，又要能经得起高端知识分子的挑剔和检验。所以，写好法律文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形式公开与实质公开。生效法律文书本身就具有公示和对抗效力。依照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之规定，法律文书甚至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法律文书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将法律文书予以公开，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但我们不能忘记，公开不是目的，达到法律文书的预期效果才是目的，为了公开而公开，充其量只是形式的公开。
综上，我国人口众多，知识结构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欲提高法律文书公开的效果，必须提高其可阅读性。
二、 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与界定
（一）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定义和种类
法律文书是参与法律活动的主体——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处理各项法律事务中，为其规定的权利或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7]法律文书在我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周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法律文书，并将之作为处罚的凭证。[8]法律文书按制作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1、专属性法律文书，是指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为实现其特定职能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如公诉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2、一般性法律文书，是指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法人、公民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如起诉状、代理词。[9]
（二）各法律文书作用和地位比较
1、刑事方面。我国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法条决定了到达法院之前的刑事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立案报告、破案报告、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通缉令，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书、抗诉书、公诉词等法律文书对当事人的影响都将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依照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之规定，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也无法对当事人形成终局影响。律师的辩护词、诉讼代理词在实务中可有可无，影响和作用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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