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之死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全面修订版）/余秀才
诉讼时效制度之死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全面修订版）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权利人诉讼请求，从此，使义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财产权并获得收益，故义务人拒调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权利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时效抗辩、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消灭实体权利之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权利人诉讼请求后，权利人虽败诉却永远是财产权所有者，义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财产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该财产并获取收益。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睹大量权利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之情形，同情心油然而生，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权利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
一、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说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2]]。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传统上的“消灭时效”进行修改，首创“诉讼时效”制度[[3]]。“中国《民法通则》受苏联民法理论影响，未采时效取得制度，其主要理由在于，立法者认为取得时效承认非所有权人可以基于占有取得他人所有权，从而与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拾金不昧、公物还家的传统美德不符。”[4]故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物的占有者均不应取得所有权，义务人均不应免除偿还义务。在此观念影响下，我国民法通则亦未采纳时效取得制度，仅规定诉讼时效制度。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众多缺陷
1、举证责任分配上属过错推定。诉讼时效制度系基于民事权利可抛弃之假设而设立，即权利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主张，则推定放弃。这种推定是建立在权利人举证不能则推定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基础之上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立法是否也应当对这种推定举证呢？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因是“法律不保护懒惰者”，但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懒惰者”、是“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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