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之死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全面修订版）/余秀才(3)
6、将纠纷推之于法院门外。因权利人实体权利永不消灭，无法实现维护既定法律秩序稳定的作用，使财产权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且不仅在时效期限内存在，超过时效后亦存在，甚至在法院驳回权利人诉请后仍存在，为社会不稳定埋下祸端。正如学者马俊驹、余延满所说：“人民法院无法律依据对争议的产权归属问题作最终裁决，而只能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这无异于将矛盾推之于法院门外，这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8]。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
1、宏观方面的影响。
（1）立法层面的影响。诉讼时效制度违背中国伦理道德，超越国情、民情的历史阶段。在国外，时效制度从罗马法确立已两千余年，故有其适用的传统基础、民情基础。我国则完全不同——马俊驹、余延满认为，古中国也曾有过关于时效的零星规定，如：北魏孝文帝时规定：“所争之田，宜年限断，事之难明，悉属今主。”这是类似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宋刑统》规定：“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这是类似于诉讼时效的规定。[9]笔者认为，不应牵强地将此理解为时效制度，此乃查明案件方法也，属据举证责任而断案——前者为原告缺乏证明其为田产权人之证据，致“事之难明”，才将田断给今主，言外之意，如有证据并可查明，田应归原主，岂是时效取得？后者从“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看，属借款人及保证人均逃亡，致无法核对契书真实性，故不支持，言外之意，如“主保均在”，可查明契书真实性，应支持，岂是时效消灭？笔者认为，两者均属特例，而时效制度应为常态制度，故应认定古中国无时效制度。故传统观念认为“父债子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此观念影响中国民众几千年，根深蒂固，诉讼时效制度把传统道德观念瞬间推翻，这一法律移植有考虑欠周之嫌——中国幅员广阔，国情、民情极为复杂，法律的滞后性、普法工作的落后性本身已大大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普及，加上上述传统观念及中国民众厌诉心理的影响，使通老百姓极不适应，致实务中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比比皆是。
（2）社会层面的影响。因义务人提了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法院就不支持权利人的诉请，久而久之，义务人形成错误理解，认为对超过时效的债务可不偿还，侥幸心理滋长，甚至不惜温言软语、连哄带骗、日复一日地推脱，一旦拖过诉讼时效，立马翻脸不认人。人性本有贪婪一面，中国普通民众爱贪便宜，当己欠债不还而权利人却无可奈何、无技可施时，义务人不仅会心安理得，使其负罪感、内疚感消失殆尽，且会洋洋得意，不可避免地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大肆宣扬己之拖债、躲债最后脱债的技巧，不断侵蚀、渗透、削弱和消灭着中国民众的诚信观念。此现象大量存在，使法律所具之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面，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以及对该制度的错误理解，整个社会的危害罄竹难书，对司法公信力的危害罄竹难书。最令人堪忧者，此情况还在继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此制度虽非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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