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余秀才(3)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08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加上二审法院对于其认为遗漏当事人的案件基本上发回重审的做法，使一审法院法官如惊弓之鸟，审理案件时稍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即想到追加当事人，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笔者前述案例中合议庭意见的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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