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之探析/张小秀(2)
二、增设危险驾驶罪具有合理性
（一）从社会现实来看，交通肇事频发，群众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民意对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深恶痛绝。在高风险社会中，交通工具作为生活组成部分之一，其本身又给生活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交通工具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危险驾驶与炫富娱乐连接起来，在当下存在仇官仇富社会心态的情况下，民意容易极端化表达，如果没有宣泄的渠道，就会加剧社会不稳定。
（二）从法律规范来看，现有刑法在罪责刑设置方面有不合理之处。我国将交通肇事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两种，相应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个方面的责任机制。但近年来，交通肇事社会危害性逐渐加大，法律规定的量刑却较轻。民意和法律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在个案中给司法机关很大压力。另外国外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都在本国的刑法范围内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因此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对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护，符合国际刑事立法的潮流，也符合刑法的法益保护的法治原则，体现了刑法对民生的保护。
（三）从个案法律适用来看，司法机关对案件定性认识不一致，法律适用不统一，造成刑法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性增加，损害了法律和司法的尊严。对醉酒驾驶肇事后造成重大伤亡的，有的地方定为“交通肇事罪”，有的地方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前者属于通例，后者属于特例。但是，在学理和实践中，把危险驾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争议。一方面，刑法权威专家从解释学角度认为，“以其他危险方法”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另一方面，即使实践中将醉酒驾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该罪保留死刑，又会对个案中的犯罪人发生畸重的不公正结果。特别是司法认定上，酒后驾驶和包括飙车在内的危险驾驶行为，既可能在主观上是放任的故意(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定“交通肇事罪”)，由于两者界限模糊，查明犯罪人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较困难。司法机关在社会压力下对个案的判断总是在三年和死刑之间徘徊，定性不同所带来的量刑巨大反差，亟需要设置一个中间档的罪刑来作为缓冲地带。
三、危险驾驶罪之缺陷
（一）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会降低司法效率。以前查处酒驾可以当场进行呼气酒精测试，一旦证实饮酒过量可以当场开罚单，这对于查处酒驾行为是有利的；但是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之后，刑法赋予醉驾拘役并科罚金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查处当然要履行正当程序以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刑事司法的公正。我们都知道，在行政处罚时由于是当场查处、当场处罚，效率极高，酒驾入罪之后当然要遵守司法程序、遵行司法规律，处理案件的时间花费、人力物力花费当然会更多，司法成本的加大自不待言，行为人因受到刑事制裁而失去工作或机遇、其家属因此而遭受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折磨、行为人在拘役所期间很可能被交叉感染并且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出狱后复归社会的艰难等，也会使社会成本大幅度增加，效率的价值必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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