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威慑思想的消极影响/游伟(2)
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过于严厉的刑罚不可能具有道德劝诫作用，为了恢复刑罚的正常功能，严厉的刑罚确实应当开始考虑它的边界和限度。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就的犯罪，理应通过对综合治理的方式去控制。动辄诉诸刑罚甚至适用重刑，是社会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表现，更是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重刑威慑主义者普遍都过分的推崇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正常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行为时，首先的反应不是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及治理措施，而是动用刑罚、使用重刑。我以为，崇尚重刑威慑必然会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和弥补。严刑峻法会妨碍到人们寻求科学犯罪对策的种种努力，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出现增量发展时，人们非常容易产生某种直观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补救行动，那就是刑法典的犯罪化修订或者司法上的重刑适用。不过，即使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其实也非常可疑)，也难免具有忽视尽管困难但更有意义的预防性、社会性的防治措施的问题。
犯罪既然是社会诸种综合病症的反映，就决定了治理犯罪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综合的。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是该系统工具中的一种，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刑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产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那种寄希望于重刑威慑而禁奸止过的主张，是刑罚观念中的一大误区。抗制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于人的价值观的提升。因此，通过推行各种良好的社会政策，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最终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而在这点上，国外的经验值得重视。比如美国就认识到不能指望刑事司法制度承担控制犯罪的全部职责。因此，在犯罪预防上，就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采取减少犯罪的潜在目标的办法达到减少犯罪机会的目的;二是对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和秩序，以促进居民的安全感和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三是采取非刑事化策略(社区矫治轻度犯罪)和立法威慑策略(对特别严重的罪行和惯犯加重惩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施耐德在比较了日、德两国犯罪及其控制情况后说:“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是人道的刑事政策。罪犯必须恰当地被惩罚，必须与他所造成的损害相当……社会必须逐步参与对犯罪的共同治理”。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在通过保持完整的社会团体非正式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获得成功。我想，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索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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