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势变更制度与我国合同法体系之契合/程顺增(10)
[10]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11]郭明瑞、房绍坤：《新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2]同注[1]。
[13]林诚二：“情事变更原则之理论与实际”，载《中兴法学》第14期。
[14]同注[7]。
[15]杨秋林、马仕鹏：“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检讨”，载《理论探索》2008年第1期。
[16]胡启忠：“情势变更案件处理的路径与策略”，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5期。
[17]同注[7]。
[18]同注[15]。
[19]同注[7]。
[20]本案也可从另一角度排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煤炭系特殊商品，受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三方当事人作为从事煤炭贸易的商事主体，均应预见到合同存在无法履行的可能性。参见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21]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重大误解的对象限于合同内容，而不是交易基础。故和情势变更制度的要求不完全相同。参见注[7]。但笔者认为，不能仅凭该条规定就得出对交易基础的重大误解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重大误解制度的构成要件的结论。关于本案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依照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起诉时具有选择权，法院能否依照实质正义径行裁判？比如在案例三中，承租人主张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合同并返还租金，法院能否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22]王平侠：“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解析”，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23期。
[23]仇晓洁：“情势变更原则的价值研究”，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本部分情势变更仅指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情势变更制度是一项具体法律规则。
[25]顾兆农：“聚焦南京‘涉非’第一案”，载《人民日报》2003年6月5日第8版。
[26]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
[27]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28]邹艳珏：“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原则在房屋买卖纠纷处理中的适用探析”，载《仲裁研究》第22辑。
[29]同注[10]，第337页。
[30]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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