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中美法比较/夏吟兰(3)
1． 美国多数法院拒绝予以救济
多数美国法院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拒绝受理丈夫以欺诈、故意导致精神痛苦等诉因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第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更重要，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第二，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构成法律规避。该诉是以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人实施通奸或其他性行为为前提，与普通法上已废除的心灵慰藉之诉非常类似，[11]实乃规避法律。第三，错误陈述亲子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未达到侵权法所要求的严重程度。大多数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以故意导致精神痛苦为诉因，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一个人故意或鲁莽地实施了极端且残暴的行为，造成另一个人严重精神痛苦时，前者应对此承担责任。“极端且残暴的行为”是指行为性质残暴、程度极端、超出了社会礼仪的底线、被视为是令人震惊的、完全无法为文明社会所容忍。[12]很多法院认为错误陈述亲子关系并未达到这一程度。第四，并非所有的过错与损害均引致法律责任。有法院认为司法无法对所有过错行为提供救济。与法律的无动于衷相比，法律救济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害。[13]
2． 美国一些法院以公平为由提供救济
一些法院逐渐承认该诉，认为其不违反公共政策。理由是：第一，否定该诉将使过错方免予承担法律责任，有失公平。有法院指出：公共政策不应保护错误陈述亲子关系者，不允许被告利用她的女儿来逃避其欺诈责任。[14]第二，该诉并未规避法律。有法院认为公共政策并非否定以故意导致精神痛苦之诉来解决婚内侵权，如果立法者有意废除婚内的其他侵权行为，势必会明确表态，立法者未明示废除时，诉求应得到支持。[15]第三，在离婚诉讼之外单独提起错误陈述亲子关系之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近年来，很多法院都认为夫妻间的故意侵权之诉应独立于其离婚之诉”，“离婚之诉的目的在于解除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而侵权之诉旨在为民事过错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16]
（四）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行为的法律规制
各州法院普遍允许对受害人提供侵权法救济，其特点是：第一，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存。早在 Crowell v． Crowell 案中，丈夫隐瞒事实将性病传染给妻子，法院判决被告承担 1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即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金。[17]近年来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大幅上升，如Maharam v． Maharam 案中，丈夫将生殖器疱疹传染给妻子，法院最终认为丈夫因过失传播性疾病而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包括 25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18]第二，注意义务与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则成为归责的重要标准。有法院指出：“我们认为一个人在与他人保持性关系之前，应负法律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告知对方其患性病的事实。”[19]一方面，注意义务基于婚姻的忠实义务与信任义务而产生。有法院认为“存在着婚内性忠实的义务。违反此种义务造成配偶人身伤害是可诉的”。[20]“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赖，至少性伙伴应向对方表明他或她不会得性病或其他危险的传染病。”[21]有法院直言“丈夫负有法律义务，应向其……妻子透露他的情况。违反了这一义务构成过失”。[22]另一方面，损害的可预见性成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有学者指出：损害的可预见性是确定义务的关键性因素，其已经得到了美国法院的大力支持。[23]法院注重采取客观标准来解释可预见性原则，考虑诸如原告损害程度、被告行为与损害发生的关联性、被告行为应受道德谴责的程度、阻止损害发生的政策、被告承担义务的范围及其社会影响、分散风险的保险措施的可行性与费用等因素。[24]第三，法律规制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正如有法院所言：性病的传播是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控制性病传播具有首要的重要意义。与州阻止性病传播的巨大利益相比，要求被告公开其性生活细节的负担并不算重。可见，让被告承担法律责任并不侵害其宪法上的隐私权，隐私权不应成为被告免于承担故意或过失传播性病法律责任的借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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