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罪辩护/蒋欢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低是司法界的共识，而无罪辩护发生的机率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拟从论述无罪辩护罕少的原因出发，在律师熟悉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的基础上，探究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应当掌握的技巧和策略，以及可能面对的风险，通过一系列的剖析，展示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款的规定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主要是从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这两方面进行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通常是由检察院提起，而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全面审查后，认为侦查阶段搜集的证据能够确实、充分、客观、公正地认定犯罪嫌疑人确已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现实社会中，针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但是律师作无罪辩护时的辩护意见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辩护意见不会被法院采纳。这些原因主要是来自：第一，观念上的原因。大多数人对律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辩护率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受国人心中“恶有恶报”等传统文化的内隐思想的指导，人们的外部行为就显现为律师是替坏人办事，是“讼棍”，律师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阻碍着刑事辩护制度，特别是无罪辩护的发展。加之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人占支配地位，“法律家长主义”在刑事诉讼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以自由主义政治为基础的一些人权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现实加剧了对律师制度成长的阻碍。第二，体制上原因。公诉机关过于强大，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力量却非常弱小，这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辩护人向公诉机关发起的“极端”的挑战——进行无罪辩护，或多或少的说都有类似“飞蛾扑火”的悲壮！第三，在刑事政策方面。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为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决犯罪嫌疑人诉讼角色的选择具有三方面的效应：诱惑弃权效应、恐惧惩罚效应和反悔逆转效应，这样的效应是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的“自证其罪”的处境，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处于一种具文状态。最后，律师本省也有一定的问题。一些律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律师作无罪辩护应当在有效利用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的基础上，把握法律的相关规定，掌握相关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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