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改革与刑罚结构的调整/梁军红(2)
二、我国现行刑罚结构评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主刑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种类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对于危害重大的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刑法按照上述次序排列起来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称为刑罚体系，并且认为，“在这个刑罚体系中，既有主刑又有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既明确区分又相互配合；既有重刑又有轻刑，排列次序由轻到重，互相衔接；刑种的数量适中，每一个刑种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科学性。”[4]
我们认为，用刑罚结构的概念和结构——功能分析法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法方法，则不难发现，我国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和死刑为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刑法规定的5种主刑全部是自由刑（包括限制自由的管制、剥夺自由的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和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等资格刑仅能附加于自由刑或死刑之后适用。在刑法分则中，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对所有的犯罪都规定了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刑，其中，对相当一部分犯罪规定了无期徒刑，对绝大多数犯罪规定了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而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仅有20个，其中可单处罚金的罪名仅有10个。如果说，我国刑法典还体现了慎刑恤罚思想，那么，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单行刑法则存在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据笔者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加上刑法典规定的28个死刑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几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由于罪与罪之间的刑罚要协调，死刑的增多必然导致刑罚投入向上攀比，致使立法上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罪名相应增多，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罪名寥寥无几，只可判处罚金的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凸现为以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过大，而以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金刑、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的比例不协调，刑罚量在总体上处于高位，继续上调的余地已极为有限。[5]这种重刑刑罚结构必然导致刑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被不适当地夸大，而社会主义刑罚结构所应有的教育改造功能被削弱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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