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改革与刑罚结构的调整/梁军红(4)
对刑罚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的前提，是适应与错综复杂的复杂现象作斗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刑罚方法。边沁指出：“刑罚的选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9]而“单独考察，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并使其存在差异，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之罪。”[10]“刑罚的多样与差异证明了立法者的勤勉与审慎。”[11]“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12]新近修正通过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刑法典都设计了多样化的刑罚方法。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40种左右的刑罚方法，仅对法人犯罪就特别规定了10种刑罚方法。而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5种主刑和5种附加刑。相比之下，我国刑罚种类显然偏少，不能适应与形形式式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由于刑种欠缺，不能完全满足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需要，只好向上浮动，适用与罪行不相称的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也可能导致刑罚投入不足。在自由刑难以适用的法人犯罪中，我们经常看到司法机关囿于现行刑罚结构的缺陷，无法对法人犯罪投入必要的刑罚量的尴尬局面。此外，刑罚种类的不足还可能导致法外用刑，如在刑法之外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适用劳动教养这一实际剥夺人身自由，具有刑罚效果的非刑罚惩罚方法。因此，我们主张，对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前提，就是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
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时，应当从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为基础，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中有益的作法，我们具体设想：
（一）改造劳动教养，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罚方法纳人刑罚结构。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但又屡教不改的人员适用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设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在劳教期间，劳教人员实际被强制集中居住在封闭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接受军事化管理，只有在执行劳动教养半年以后并且表现良好的个别人员，才能在节假日准许回家探亲。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不受制约，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际承受着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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