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清末修律——中国法律近代化之路/李烁
序
在学术界，有两种主流提法：一种说晚清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一种说晚清法律改革使中国法律近代化。（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后文有述）这两种提法都认为清末修律，拉开了中国法律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序幕，奠定了中国法律走向近代化的基础。要谈到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清末修律便是重点谈及的内容。而且谈法律近代化，无非是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两点。因此，本文是着重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来论述清末修律的。
主流过观点以清末修律作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或者说晚清法律改革使中国法律近代化。但是，是不是说中国法律现代化或者说晚清法律改革使中国法律近代化就只刚刚在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国法律并拟订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型法律。)这一年开始的。显然，并不是这样的。那主流观点错了吗？也不能这样说.结合主流的两种观点，（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界定很难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近代化正是向现代化过渡的阶段，也可以算作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笔者认为，清也是末修律正式使中国法律近代化了，中国法律正式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因为所谓的近代化，现代化肯定是一个过程。用了正式两个字，可能好解释一些）。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近代化在修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修律之后中国法律达到一个质变，而真正的，正式的近代化了。那么这个所谓的近代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中国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学的转变是从1840年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后开始的。从1840一直到清末修律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始终只是量变，但是没有这个量变，是断然没有清末修律这个质变的。清末修律也只是1840年以来这60余年社会法制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因此，要谈清末修律，那么从鸦片战争到清末修律之前的这段期间的社会思想变革也是不得不谈的。
一，鸦片战争——中国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学的转变
更准确来说，中国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学的转变是从1839开始的。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主持查禁鸦片，在与西方国家频繁的交往中，怀有经世匡时抱负的他敏锐的察觉到西夷有“长技”可师，承认西方有许多长处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他虽然不懂外语，却注意“探访夷情”以便“知其虚实”。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林则徐夜夜仔细阅读、研究译文资料，并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5辑。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法律方面的专门译著《各国律例》是其部分翻译了瑞士滑达尔所著的《国际法》1759年英文版而成。《各国律例》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开山著作，更新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为晚清法制注入了现代化的意识。林则徐还凭借这本《各国律例》和英国人打赢过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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