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清末修律——中国法律近代化之路/李烁(3)
相比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的法制观念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维新变法前后，大批留学人员，学者，维新派打破了官府的垄断，开始自己大规模翻译西方及日本的论著。其译书的目的不再是对中学的补充，而是想从西学中探索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在法学方面，在研究西方法制的同时，更加关注西方“法治”理论更加注重探索西方“律例”的学理。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宣传和努力下，维新变法前后，大量的译书局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大规模地翻译刊行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法律法学著作。例如，《东方交涉公论》、《法学通论》、《国法学、》《佐治刍言》、《美国宪法篡释》等其中后两本成立维新变法和20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正如梁启超所言：“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这输入，如火如荼矣”。（《饮冰室合集》）
维新变法前后，维新派翻译引进西方注重理论性、系统性与洋务运动中译作偏重实用性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维新派在翻译西方日本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就法学而言，更加关注“法治”理论注重探索西方“律例”的学理的同时对传统法制思想的批判。对传统法制思想的批判与太平天国运动中相比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而且，大破大立也与林则徐所倡的“师夷”“制夷”以及洋务运动中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注重“立新”而忽略“破旧”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一大特点之一，而礼法结合的最高表现是“三纲”的法律化。谭嗣同认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三纲”理论，使得执法者任意出罪入罪，“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谭嗣同全集》）。通过批判“三纲”思想，促进了礼法分野。而清末修律中《大清新刑律》便是礼法分野的产物（张晋藩《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思考》）。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缺陷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之种类不备”、“法律之固定性太过”、“法典之体裁不完善”、“法典之文体不适宜”等。
维新派的理论主张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而最终未得到付诸实现。但是他们这些关于法学的论述却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清末修律。我认为这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戊戌变法加速了清廷上层集团的分野，形成了许多法制改革的法理派人物，为清末修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维新派提出了许多新的法制理论和具体的方案，许多理论直接体现在新律中，部分方案也在清末修律中直接编入新法中。这就为清末修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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