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犯罪动机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高智力(3)
三、在我国对犯罪动机进行再定位的深层思考
（一）犯罪动机应成为犯罪构成的选择性要件。
当犯罪动机被法律选择,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犯罪动机的存在与否,就应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此，笔者呼吁借鉴德国的做法，将犯罪动机作为犯罪构成的选择性要件明文规定在刑法典中。在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某些犯罪行为，必须具有某种动机才构成犯罪，否则就不构成犯罪。笔者还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将目的犯之“目的”恢复其本来面目为“动机”，如将“以牟利为目的”改为“出于牟利的动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改为“出于非法占有的动机”，将“出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改为“由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动机”等等。如刑法典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很显然是行为人行贿的动机，而非行贿行为的目的。因为行贿人不能通过行贿行为本身就为自己谋取到不正当利益，还要通过国家公务员职务上的行为才能够达到。因此，“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促使行为人行贿的内心起因，即犯罪动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将犯罪动机作为犯罪构成选择性要件的必要性。
（二）应从立法上明确犯罪动机在量刑环节的法定地位。
虽然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犯罪动机会影响到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而影响到量刑，但是表现在刑法条文中，却没有任一条规定的犯罪中出现“动机”字样，甚至在量刑情节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罕有出现“动机”字样。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可以参照日本、德国等国的做法，明确赋予犯罪动机在量刑环节的法定地位，规定犯罪动机是量刑必须考虑的情节之一。行为是出于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是出于高尚动机还是卑劣动机，是出于自救动机还是害人动机，这些都应该给予不同的考虑和对待。尤其是对于一些出于正当动机，而且是迫不得已，但又不完全具备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形式要件的行为，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宽宥，甚至赦免。
作者单位：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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