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思考/张际枫(5)
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存在的上述诸多立法缺失，不仅易导致检法两家在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和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认识上存在分歧，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和理解上的混乱，进而给检察机关准确掌握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带来困惑，而且也会从实质上削弱刑事抗诉作为审判监督主要手段的职能作用，既不利于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维护公平正义，也有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形象。因而对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立法完善，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实践中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司法异化
中国先哲孟子曾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说明法律制订实施了，并不代表它就能自动发挥作用。“纸面上的法”要变成“行动中的法”，需依赖刑事司法的贯彻和落实。从立法层面看，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基本确立了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但应然的抗诉标准其实然运行状态究竟怎样？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到底是如何把握该标准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我们发现，我国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呈现出明显的司法异化现象。
其一，检察机关二审抗诉偏重于对犯罪的打击，较为忽视对权利的保障，使实践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出现偏差。刑事抗诉本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基本条件就是认为或者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也多次明确规定：“既要重视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又要重视对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而实践中的情况则是明显的“抗轻不抗重”，即检察机关对于指控犯罪的一面强调较多，而对诉讼监督和保障人权的一面则较为忽视。在很多检察人员的观念中，刑事二审抗诉通常被认为是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活动的延伸，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往往被认为是公诉机关的首要任务。基于这一片面思想的指导，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只关注起诉的被告人是否被法院判无罪，量刑是否畸轻，至于无罪被判有罪以及量刑畸重问题似乎不在二审抗诉考虑之列。如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2006-2008年三年来办理的刑事二审抗诉案件为例，该市检察机关三年来共办理了30件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抗量刑畸重的只有2件，其余的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17]再如，广东省珠海市检察机关在2003-2007年这五年间共提起抗诉的案件有30件，却没有一起抗诉案件是对轻罪重判的情况提起的抗诉。[18]应当说，上述两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大体反映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二审抗诉中“抗轻不抗重”的司法异化现象。严格来说，如果抗诉不力，或者说如果认为或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而没有提出抗诉，对检察机关来讲，就是没有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是严重失职。
总共13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