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罗照明(4)
3.对受害者救济程序不畅通，对实施者惩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行为为犯罪，但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特定主体，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流于形式。
刑讯逼供发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证据，争取顺利结案。同时，刑讯逼供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6]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转变传统观念铲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温床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中的实体真实理念 ，树立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行为准则。这是整个中国刑诉的病灶所在，不根除病灶，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司法改革或各种专项措施将永远充当“救火车”的角色。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3.转变传统无罪证据单纯由辩护方收集的观念。证据包括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司法机关收集的都是有罪证据，而无罪证据由辩护方收集。这看似很公平、公正，可实践中往往辩护方的无罪证据收集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是阻拦、破坏。因此，建议调整辩护方的无罪证据收集权或由中立机构（如私人侦探）来收集无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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