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不容挑战！/杜兆勇(2)
这是围绕以“小宪法”《刑诉法》为代表的中国法治是向人权型还是向国家型转变的一次较量。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先生的临终学术遗言是，国家刑法转向市民刑法是中国刑法的根本问题。同理，刑诉法是继续固守国家的立场，还是逐步转向人权的立场，也是刑诉法的根本问题。最高法院的举动是在强化国家权力还是在服膺市民社会的发展共识？大家有目共睹，拭目以待。
这是最高法院是计划型还是市场型的一次大暴露，显然最高法院仍然沿着惯性思维，试图把自己高高在上，拒绝认同模范市场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以律师为主的观念，僭越律师权利，打压律师生存空间。没有和市场机制配套的法律体系绝不可能建立起稳固健康的市场国家，最高法院究竟想干什么？在开历史倒车？！
这是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司法改革，试图恢复弹劾式、纠问式审判的一次预演，连律师都可以随时拿下，何谈抗辩式审判的建立？何谈当事人主义的建立？这是最高法院对审判文明的根本性颠覆！至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粗暴践踏。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是人道干预型还是霸道干预型？显然最高法院丝毫没有考虑到当下司法实践中律师的困境，不能正确对待律师亲身或发动的有限的、合法的民间抗议活动（这些活动不过是确保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无奈之举或有益尝试），不是以同等方式、同等力度回敬律师，而是滥用司法解释权，侵越司法部和律师协会之权，进而非法采用国家强力手段对付律师，竟然要把律师驱逐出法庭达一年之久。一年之后律师若还不知进退，法院还可继续适用此条，直至彻底驯服律师为止，把“法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分明是私设法院。
要司法民主，不要司法专横。毋庸讳言，律师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市民维权最可信赖和最可依靠的力量，是数千年国家权力转化为公民权利的化身，肩负保障人权和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法院以公正为业，失去公正将毫无例外变成专制或专横，法律不过是公认的是非标准，不能高高凌驾于普通公民的认知标准之上，这是司法民主存在的社会和理论基础。最高法院动辄对律师严词厉色，甚至“罚下场”一年半载，律师不禁要问一只羊如何比另一只羊更公正呢？仅仅因为它有“权”吗？
历史是血的教训写成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律师，没有律师制度。在有了律师制度后，律师制度的存废直接关乎国家兴盛衰亡。在纳粹时代，《特别法院组织法》几乎彻底毁弃律师，德国律师成为彻底无权的人。在极左时代，中国律师制度被连根拔起。于是人治开始了，大难接踵而至。
总共3页
[1] 2
[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