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及适用对象/张中斌(2)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而且这些质疑很具合理性。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的山本敬三、中国大陆的柳经纬的观点。山本敬三认为，“将谋求社会法律关系的稳定作为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中并不要求有以该事实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关系的建立，即新的生活关系是否建立并不是时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时效制度下，第三人的领带也不是构成要件，即使没有第三人，时效也被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认为，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并非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其理由是，“所谓案件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导致查证困难，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可能符合某些案件的实际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即使证据灭失，也并非都无法查明事实。在诸多适用消灭时效短期消灭时效的案件中，年代并非久远，也并非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能确定。”
（三）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笔者观点
每一项制度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制度的价值指导着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实现着制度的价值。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体现着多种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体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和社会利益的价值——效益安全价值与体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和个人利益价值——公平正义价值的冲突；基于请求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旧秩序和权利人因长时间怠于行使权利而形成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秩序之间的冲突。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只有短短两年的现状来看，我们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通过对债权人惩罚性后果的规定，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效益价值和对新秩序的倾向性维护。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取向是不是会导致民法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严重削弱和让位？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诉讼时效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基于自身的功能，在设计时可以稍微偏向效益价值，但是悖于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是万万不可的，在法律层面，位阶上公平正义价值是高于效率安全价值的。李开国教授针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曾说道：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见到权利人力求证明曾向义务人行使过请求权的着急的模样和义务人一一否认的无赖嘴脸，权利人败诉时的愤慨和义务人胜诉时的洋洋自得，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个太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正在践踏着市民神圣的私权，正在蹂躏着人间的正义，正在强奸着对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诚信。
所以，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诉讼时效制度所体现的效益价值高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状况存在价值偏向，不符合逻辑、伦理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纠正价值错位，以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引领效益价值才符合民法的定位和功能。申论之，法律中价值冲突是必然，但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对价值冲突后的取向发生了偏差，应当将其调整到更偏向于两项基本民法价值的方向上，即延长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梁慧星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百九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真正价值在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是对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唤醒，而不在于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仍然较短，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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