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案”缘何十年摇摆不定/张生贵(3)
第二、如何处理本案，应当高度关注两个司法政策；应当高度重视两个重要环节：
需要高度关注的两个政策：第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5）80号《关于非法经营黄金案件移送起诉期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国务院（2003）5号文件发布后，个人收购、销售黄金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该文件发布前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处理的原则，不以非法经营犯罪论。在法院判决前，公诉人也可以撤回案件。第二个司法政策是：《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第十二条若干问题的通知》，依照该通知精神，如果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根据从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不认为是犯罪，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立案侦查的，撤销案件；已批准逮捕的，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审查起诉的，作出不起诉决定；已经起诉的，建议人民法院退回案件，予以撤销；已经抗诉的，撤回抗诉。
值得高度重视的两个司法环节：一是2006年6月30日XX人民检察院、XX人民法院共同对刘某某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1号赔偿决定书；二是、（2006）XX法委赔字第XX号决定书依法维持了XX检法赔字[2006]第1号共同赔偿决定书。两次国赔决定中，赔偿义务机关XXXX人民检察院和XX人民法院共同认为：刘某某实施非法经营行为时，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在案件审理期间，由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刘某某的经营行为又不构成犯罪，决定共同对2003年2月27日以后的羁押及错判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检、法两院对被告人刘某某的无罪认定早在2006年6月23日就已经明确，2006年9月22日中级法院以[2006]XX法委赔字第XX号决定终审维持，相信这两个重要司法行为也应当成为此次重审时必然考虑的环节，一审重审法庭不可在1号司法决定和4号终局决定的前提下，做出与之相矛盾的裁判，不可出现或发生阴阳错裁的低级司法。
重审不可重判，检方撤案方完满：
依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刘某某的行为确因行政法规的改变，不再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国发【2003】5号行政规定明令取消了有关“黄金统一管理、统购统配”的四项行政审批项目，彻底废止了“黄金收购许可制度、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业务审批制度、黄金供应审批制度、黄金制品零售业务核准制度”，《金银管理条例》中与国发【2003】5号文件相冲突的规定自动失效；国务院令588号《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明确，为进一步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1983年以来已对行政法规进行过5次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化的新情况、新要求，再次对截至2009年底现行的行政法规共691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清理，国务院决定对107件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将《金银管理条例》第一条修改为：“为加强对金银的管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对金银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原来的条文内容：为加强对金银的管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对金银的需要，取缔金银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特制定本条例。对第三十条的“奖励与处罚”第二项修改为：“为保护国家金银与有关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斗争，事迹突出的；”原来的条文内容：“为保护国家金银与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斗争，事迹突出的”；全面否定了“取缔金银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立规原则，给我们准确理解和宣告无罪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2003年国务院取消行政许可前，黄金属于专营、专卖物品或者限制买卖的物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一）项规定的情形为追责依据，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家规定”有过司法解释，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国务院依法颁布的行政法规、措施、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规章、细则、办法，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各种办法、细则、规章、规定等，虽属广义的法律，但在本罪中未能理解为国家规定，不能成为认定本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将扩大本条的适用范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金银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已构成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金银管理条例》出台的时间是1983年6月15日，此时依然适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司法实务界将其称之为口袋罪，修定刑法时明令取消“投机倒把罪”，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至少要具备“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非法经营”、“情节严重”。本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而不是行为犯，不是后果犯，不是情节犯，构成犯罪必须以违反相关行政法规为前提。《金银管理条例》将黄金列为限制经营或经许可才能经营的物品，但是否为限制物品并非一成不变，国家根据市场经济需要，已经变化调整了统购统配政策，国务院取消许可制度后，黄金交易市场全面开放，因此，本案涉及到“非法经营罪”特殊形态的认定问题，审判定罪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时的法律适用问题，由于本罪是典型的法定犯，成立犯罪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案件发生后，成立本罪的前提条件的行政法规发生了根本变化，行为时属于违反行政法规的犯罪行为，审判时却不再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是一个普遍且不可回避的问题，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2年9月21日，案件审理的时间是2005年5月29日，国务院取消行政许可的时间是2003年2月27日。原一审和二审判决反映出对被告人收购出售黄金的行为如何认定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一审法院的218号免予处罚判决，认为尽管政策有变化，但只能从轻处罚，或根据人民银行的答复，虽然取消了行政许可，但人民银行银发文件规定“携带黄金行为不适于个人，其他条款依然有效”，因此定为有罪但不处罚；另一种意见是XX中院的105号无罪判决，认为行政法规发生根本变化，国务院取消许可制，非法经营罪限制物品的特定的犯罪对象不复存在，从而使非法经营行为失去可罚性，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辩护人的意见是105号终审判决定性得当，应当继续宣告被告人无罪或由检察院撤回案件销案处理。218号刑事裁判对被告人作出免予处罚判决时，将人民银行的答复意见理解为“国家规定”而导致定性错误，同时也错误理解了“不适于个人”的人民银行答复。《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银的管理秩序，并非黄金本身，人民银行的320通知仅仅是部门规章，且仅限于携带，以出售或收购为主要行为的“非法经营罪”行为本身已将“携带行为”吸收到“经营行为”当中，法律并没有规定“非法持有”或“非法携带罪”，这是刑法题中应有之义。17号不起诉决定明确“携带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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