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讯问原则/习文昭(2)
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理解关键在“强迫”二字。既然该原则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及自愿供述与否的选择权，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选择主动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不供述时，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不得强迫其供述。“强迫”的外延包括直接使用体罚的强迫，也包括间接地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别无选择境地的强迫，前者如刑讯逼供、威胁、诱骗、使人疲劳、饥渴等等，后者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对不供述者或不配合追诉者，施以某种严重不利或制裁效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不供述。有学者从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对“强迫”的方式进行综合界定：“从主观方面来看，强迫行为一定要有获取口供的主观故意。也就是说，强迫行为与口供的获取之间一定要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客观方面来看，确定强迫的客观标准为：一是强迫行为能够直接促使对方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且行为本身能够令对方直接产生痛苦；二是造成的疼痛或痛苦必须达到剧烈的程度，如果是一般轻微的暴力行为，严厉的教育等，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强迫。”笔者认为，这个界定标准对认定何种情形下构成“强迫自证其罪”具有可操作性。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有学者认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沉默权”，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就等于“沉默权”，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在美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规定得比“沉默权”也要早。1791年美国《宪法》就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司法原则，但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中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后，沉默权才真正浮出水面。而且沉默权在英美等国也是受到一定质疑和限制的，法律也历经多次修改，同时需要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尚不适合在法律中引入沉默权。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口供对于证据认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检察机关在侦查“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口供显得尤为重要。引入沉默权虽然会起到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但遏制刑讯逼供不是非得引入沉默权不可，也可以通过采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同步录音录像等其他措施遏制刑讯逼供的现象。
（三）“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供述”。修订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这条规定，但同时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有人认为，在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互相矛盾，会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形同虚设。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办案人员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罪行，但可以通过劝说或教育等方式让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如实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一旦犯罪嫌疑人选择如实供述，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对其从宽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我们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明确告知其如实供述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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