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诉前调解程序的实践性思考/张平(2)
虽然乡村司法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再是一个依土而生、以土而富的乡土社会，但是，以血缘、地缘为连结点的缩小化熟人社会和以业缘、趣缘为链接点的扩大化熟人社会决定着乡村司法地处熟人社会之中。人民法庭为了及时有效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接近纠纷发生地域客观公正记录纠纷事实的作用，当事人出具相应的调解文书能够作为分量很重的有效证据。因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前置是一种倡导性的立法前置和引导性的司法前置。
三、诉前调解程序的理论思考
我国《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定位为公益服务，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从规范性分析上看，人民调解必然将乡村人民法庭的一部分案件于诉前过滤掉，在乡村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变迁之前，诉诸人民法庭纠纷的形态和纠纷的数量是稳定的，人民调解过滤掉的那部分能够进入诉讼的案件必然会与乡村人民法庭形成资源竞相汲取的关系，乡村人民法庭案件数量的降低是否需要调整人员配备规模、财政经费额度、物质装备配置等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是否需要对乡村人民法庭重新制定工作任务、业务范围、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新型纠纷和“难办”案件中，乡村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衔接，无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难办”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更小，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的依法调解能力欠佳甚至会将案件司法化和难办化。
实际上，有些纠纷即使产生了也不会（不符合起诉要件）或者不能（符合起诉要件但由于经济约束等原因没有起诉）进入诉讼程序，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人民性，其所拥有的基层调解网络，天然的亲和力和接近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乡村群众的参与，其工作职能应当定位于纠纷预防、道德教化、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在纠纷的解决上尽量化解不会、不能以及不宜（进入诉讼程序有碍于善良风俗和社会和谐）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在乡村人民法庭的诉讼过程中，法庭可以通过委托调解等方式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人民法庭的调解是依法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不违法调解，在诉讼程序中，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必然增加人民调解依法调解的意识和水平，为今后人民调解的依法调解趋向奠定实践基础和积累宝贵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受理条件和第7条 规定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条件是《人民调解法》第3条所不能涵盖的，而且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就等于说司法确认不是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不会对审判人员增加工作业绩和相应激励，但对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判定必然需要审判人员智识的努力、精力的耗费和工作的增加，这也是为何有些法院没有至今没有“调确字”案号的实践性原因，但不是不存在司法确认的实践，该种实践以调解终结纠纷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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