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蒋传光(2)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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