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及其刑法学/曾明生(5)
（一）主张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之必要性
1、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刑法必然是法治刑法。尽管实行法治的国家一般没有直接称其刑法为法治刑法，[30] 但这并不等于其刑法是非法治的刑法。因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这里的法律是国家法。而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都有刑法，那么，国家、社会和刑法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法治这一文明、理性、民主且理想的状态。反之，非法治的刑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梦想。
2、法治刑法虽有一定的教育性，但不等于强调其教育性。刑法的教育性是由刑法的教育机能所体现的一种法律特性。任何刑法在客观上都有一定的教育结构，因此就有教育的功能，至于其实际作用究竟有多大，这还需要依据结构及其功能与外部环境等变量因素，发生交往而生成的具体客观结果来加以判断。然而，即使一部已被公布了却未真正实施的刑法，实际作用大约为零，它也有客观的教育机能（功能与作用的统称）。这种具有特殊教育影响力的性质，就是刑法的教育性。当然，任何法治国家刑法必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机能，也应当有客观的教育性。其实，从法治是公民服从良好法律的治理状态中，就容易想象出其中守法教育的良好效果。不过，法治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它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定之物，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运动过程。[31] 因此，对这种良好的教育效果，人们不应该消极的等待而是应当积极去追求。那么，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正是强调刑法的教育目的，鼓励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亦即，刑法的制定与实施，都要注重教育的目的性。
3、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而言，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有利于及时发现刑法教育性的问题，并且及时采取合适措施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不断适应社会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例如，第3章述及的西方现代各国行刑社会化（如非监禁化）就是例证。另外，对于正在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而奋斗的国家来说，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有利于人们正视法律的信仰危机，通过不懈努力，设法走出困局，真正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因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32] 这也正如法律不只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应铭记在公民的心中。亦即，必须注意，对法律惩罚的恐惧与对权威的尊重截然不同。一切有教育影响的法律惩罚都应该力图受到受罚人的尊重。只有受罚人认为惩罚公正时，它才更具有道德的属性和道德的价值。这意味着惩罚的权威才获得最有效的承认。这就像牧师是上帝的诠释者那样，教师是时代和道德观念的诠释者。[33] 作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权力主体也担负了教师（教育者）的使命，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4] 为此，需要通过加强刑法的道德性、正义性和表率性的基础建设，使刑法的“德”确立起来，完善利益平衡机制，使道德与法律更好地统一而形成更为强大的合力，令人心悦诚服，才有可能实现并且维持正义与法秩序恒久统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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