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管辖原则本土化问题/宋建立

不便管辖原则本土化问题/宋建立
　　不便管辖原则，一般是指享有管辖权的本国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发现另一享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更为便利及公正，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或有条件地中止本国管辖权的制度。不便管辖原则主要适用于跨国主体间的民商事诉讼纠纷，其根源主要源于全球经济日益融合，超越国界的经贸往来、资本流动、技术转移、销售服务等领域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就国际交往的主体国家而言，一方面，极力维护主权，主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扩大管辖范围，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间的依存关系和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剧，使得各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益的追求有所收敛。反映在管辖权方面，则是各国一方面表现出“争”的一面，即存在着争夺、扩大管辖权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让”的一面，即在积极寻求管辖权的合作与限制。在不愿放弃立法上“争”的一面的情况下，通过司法上的“让”也可以进行较好的平衡。不便管辖原则实际上代表了司法过程中“让”的理念。

不便管辖原则主要适用于普通法系国家，但并非与大陆法系所不相融。当我们透过各国极具特色的不便管辖原则的表象发现，它原本就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一种为人类法治历史所证明的任何国家司法都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自由裁量权的最大功效就在于通过灵活性的做法，实现了个案的公平和正义。这种司法主权的有条件让渡体现了一国司法制度的自信、开放与包容。恰当的适用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我国在司法实践的层面上，已经将不便管辖原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城工业株式会社与宇岩涂料株式会社、内奥特钢株式会社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国际油污赔偿基金与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三星物产株式会社船舶污染损害追偿管辖权纠纷一案中，均适用了不便管辖原则，自此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首次以判例的方式确立了不便管辖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适用。

我国作为国际舞台的大国，已经从较为单纯地引进外资、发展国内产业，逐步转变为资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阶段。资本的对外扩张，更加快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如果单纯强调司法主权和司法对抗，忽略了司法礼让和协调，不仅无助于实现维护本国和本国当事人利益之目的，反而可能会更多地使本国法院的判决遭到域外法院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从此意义而言，不便管辖原则正契合了公正、效率、司法经济以及国际协调、国际礼让的理念，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和“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将那些与本国缺乏太多实际联系，而且调查取证、当事人及证人出庭困难、诉讼成本高昂的案件交由其他可替代的更合适便利的法院管辖。因此，探究不便管辖原则本土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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