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与定位：民事检察制度修改的法理审视/王建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手段，对于民事检察的角色定位更加理性和务实，对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存废之争的平息——制度的民族本源和现实需要
在民事检察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曾经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废除民事检察的观点和意见，本次修法对民事检察制度的定位，实际上对存废之争作出了定论。其实，综观废除检察监督论者的主要观点，不外乎对于“法院独立审判”和“既判力”理论的过分强调。而“法院独立审判”问题其实就是关涉权力运行的问题。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保持法院与法官的独立与超然，对于裁判结果的客观与公正是应然的选择，但这是以“法院与法官能够保持独立与超然”为前提的理想化设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是大家熟知的名言。笔者以为，将其阐述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似乎更能体现权力固有的扩张性。既然权力扩张不可避免，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就是正确和必须的选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沉淀最能体现制度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可以视为检察监督的雏形和历史本源。早在西周，中国就已经有了监察机构的设置，到唐宋已经形成法规详细、体制健全的监察体系。到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监察体系更加严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代替御史台，实现了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上述封建监察制度不乏糟粕，但作为延续了千年的制度，其中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成分，尤其从民族心理沉淀而言，制度的可接受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就“既判力”理论而言，坚持“既判力”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从维护裁判终局性与稳定性而言，“既判力”理论是非常完善的理论根据。但从民事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职能与定位考虑，其与“既判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并非对立不可协调的。因为，民事检察监督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之一，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应当建立在对再审程序的理性认知之上。众所周知，程序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正是程序建构的理念基础。程序又是实践的产物，客观需要造就程序的品格。再审程序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理念与现实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作为再审程序的理念基础，主要体现为程序价值的选择，是对正义、效率与安定的合理平衡的追求;作为再审程序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为适应司法实践出于对裁判瑕疵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考虑。尽管从表面上看，再审程序与“既判力”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在实质上，二者又是协调统一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再审程序偏重的正义价值，还是“既判力”理论偏重的效率价值，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性。而从民事检察监督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是抗诉案件的改判效果，还是对不符合抗诉条件案件的息诉服判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维护司法权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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