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视野下商标权取得制度研究/罗晓霞(4)
（二）休谟、边沁的实用主义财产理论和庞德的社会控制论对商标权取得制度变迁的适应性
洛克的劳动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然法哲学，阐述了财产权存在的道德基础。但是，洛克的理论运用于商标权正当性的解释并非完美，其中存在的明显局限是，它没有给商标权正当性中所应体现的公共利益以合理的解释。易言之，劳动理论解释了商标权取得正当性的一个方面，即经营者通过长期诚信经营，使商标凝聚了商誉，由此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这种优势竞争力值得保护。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诚实劳动必然有回报。与有形财产不同的是，无形财产能形成对公众自由广泛的限制，这种限制自然需要更为充分的说理来支持其正当性，而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恰恰在这一方面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片面的使用理论认为，商标权的产生不需要注册，注册只是政府干预公民自由的手段。这一观念的局限性很快被实行使用原则的国家的商标实践所证实。商标权的行使如果脱离法律的监督，商标权必将成为他人或社会的公害。休谟、边沁的实用主义财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人们关于商标权认识上的这种变化。
实用主义财产理论与洛克的劳动理论相比，在说明财产权正当性上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关注到了人的社会性和财产的社会性，财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包括财产法在内的法律的任务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它体现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变化。将实用主义财产理论运用于商标权正当性以及商标权取得制度变迁解释所具有的说明力在于：（1）它解释了商标权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2）它解释了赋予商标财产权的社会意义在于实现促进有序竞争，增加消费者福祉的竞争政策目标；（3）它解释了国家公权力对商标取得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此外，商标注册制度在二十世纪以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商标领域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在此基础上的劳动理论为商标权的正当性提供了广泛的道德支持，同时，后起的实用主义财产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即财产的社会性为法律对商标权取得方式的控制提供了理论支持，从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变迁中我们看到这两种理论影响的深厚基础——如前文所述，商标取得制度的变迁在二十世纪最终体现为两种制度的融合。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实行注册制度的国家认识到商标权利源于使用的道德力量，从而对未注册商标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实行使用制度的国家看到了商标这种财产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以及单纯使用原则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从而在保留使用制度优点的基础上吸纳了注册制度的优点，转而改采注册制度或使用与注册并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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