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检察监督/李健(2)
法律中介机构的另一显著问题是内部管理混乱。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无序竞争、乱接案、乱收费等情形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二是少数法律服务人员，特别是律师成为了犯罪的高发群体 律师队伍犯罪高发成了中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原因很复杂，既有中国法治进程缓慢的因素，换言之，就是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差，但是也有律师自身的原因，即片面追求胜诉率、追求社会影响和地位，更主要的是极端追求经济利益，近些年来被处以刑罚的律师无不是这种因素的集合。2005年，安徽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牵出十几名“行贿”律师，其中六名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其中一名律师讲到“没有一个律师没做过这类事情”。 同样是在安徽，只是发生在2008年的芜湖，纬纶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张铁峰因为为“中国F1教父”郁知非担任辩护律师而向法官行贿受到审判，庭审查明张铁峰还有其他向法官行贿等行为，2009年6月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 2010年，北京律师樊勇因为向重庆法官行贿而获刑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轰动全国的李庄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律师队伍的某些乱象。黄松有案、杨贤才案涉及多名律师，其中影响最大的算是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陈卓伦。律师队伍问题多，成为犯罪高发群体已成不争的事实，令人深思。
三是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失控 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中介机构的主管部门，但是由于其职能和权力的限制，履行监管职责困难颇多。集中一点就是法律中介机构是服务性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济上和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没有依附关系，司法行政机关无力进行监管，有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由于工作经费得保障不是很好，还需要法律中介机构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之现状从根本上讲是我国仍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阶段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就是我国的法治国情所决定。但是从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本身角度讲，职业信仰则是重要因素。缺乏崇高的职业信仰，从而导致极端追求经济效益，极端追求经济利益则催生了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出现。
二、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检察监督的法理分析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是从事法律服务，是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法律活动，从权利性质看属于私权性质。但是即便是私权也需要接受监督，因为这种私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一定的公权性质，和其他纯粹的私权有区别。从事法律服务是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公权力的对抗和制衡，反之，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是有法理依据的，主要体现为：
1、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折射了权力制衡的理念 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从事法律服务也是行使权力，一切权力都需要受到监督与制约。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法律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现状正好印证了其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的哲理。现代律师制度正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当然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抗和制约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公权力的过分强大，从而达到权力相对平衡，实现保护人权和达到法治的目的，但是制衡是相互的，公权力需要制衡，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行使权力也需要制衡，只有这样权力才不会失衡。因此从权力制衡理论上看，对法律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实行检察监督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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