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之修改/曹新明(5)
《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是，如此规定由于过于笼统，被排除对象“时事新闻”可能包括除文字新闻之外的其他新闻，如图片新闻、照片新闻等，因此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也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而言之：首先，将被排除的时事新闻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12]该项规定将排除对象限定于“语文著作”，因此不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其次，该项规定将被排除的文字新闻又进一步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这一限定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单纯，二是传达事实，三是新闻报导。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就是被排除对象。即使同时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具有独创性，也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
为避免排除范围扩大，第二种建议方案将被排除对象限定于“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激励新闻媒体重视实地采访采编，并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因为除文字消息之外的其他新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获得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也不可以被其他新闻媒体自由使用，而是必须注明出处。关于注明时事新闻出处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作了规定，即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因此，第二种建议方案符合《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将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笔者提出的两种修改建议方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具体理由如下：第二种建议方案是《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结合物，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但是，在《著作权法》不作明确的排除性规定时，某个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若能满足独创性条件，仍然有可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既能对新闻单位进行实地采访采编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减少时事新闻报道中的“拿来主义”。第一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不足就是必须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著作权判断的问题，增加其他媒体的判断成本。第二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快单纯事实消息的传播速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共享文字新闻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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