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袁彬(2)
也有论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监督过失类犯罪，其行为人的主观预见对象包括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被监督者的行为需要具体预见，而对于最终的危害后果，只要抽象、模糊的预见即可。
还有论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刑法应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受贿行为的，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并罚。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理念
有论者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晚近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具有刑法介入时间呈提前之势、刑法介入范围呈扩展之势和刑法介入力度呈趋严之势的特点。改进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应当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同时反思立法技术并注重司法解释，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法网还不够严密，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求，包括刑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过于单一，主观方面只限于故意；刑罚设置不合理，罚金刑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设置资格刑，应用“生产、经营”代替“生产、销售”，增设食品安全犯罪过失犯，完善罚金刑，增设资格刑。
还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应树立贯彻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加强立法的拟制性、扩大食品犯罪打击范围的理念。具体而言，应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违法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帮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制度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存在刑法保护滞后、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被其他犯罪构成模式代替和遗漏了对运输、储藏等预备行为处罚等缺陷。立足于食品犯罪的实际以及遏制食品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刑法对食品链的规制仍存在一定局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1）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积极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2）调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体的立法，将其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3）拓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范围：一是行为形式的拓展，将非法存储、持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二是行为类型的拓展，将生产、销售毒害的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增设为专门的罪名。此外，也应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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