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审理程序重构方法论的基本理念/马献钊(2)
第三，确立减刑假释审判的诉讼模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拿来主义，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随意构建程序。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要抱着一种客观的、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的减刑假释裁决的运作程序，而不是对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的彻底否定；然后总结实践中有益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研究的起点首先要构建程序，减刑假释程序的问题就是：因为程序不公开、监督缺位，导致一些罪犯刑罚的非正常变更。刑罚非正常变更问题涉及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裁决权归属问题。有人主张裁决权划归刑罚执行机关行使，这样能更好体现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效果与效率相一致的事权原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分权制衡原则，容易滋生腐败。其次，作为刑事裁判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是审判机关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决本质上是对罪犯原判刑罚的变更，行政机关无权作出。当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发生变化后，只有作出刑罚的法院才有权予以变更，如果由其他机关变更，则缺乏最基本的公正。因此，裁决权仍应归属于法院。
（二）裁决程序模式问题。面对一提到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的不公开性，立即有人开出一剂“药方”，即“以程序正义为原则确立对抗式庭审模式”，主张我国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把减刑假释审判裁决程序也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服刑罪犯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对抗模式，言词审理程序或者是由代表检察机关提出刑罚变更意见的检察员与被害人的委托律师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三）提请权问题。如果没有出现该提请的不提请或者不该提请的提请了，现在就不是问题，也无须讨论，保持刑罚机关提请的现状即可。既然改革减刑假释程序的动因在于强化程序公开和监督，那么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哪些机关或当事人参与程序，二是监督权如何配置。有人以程序公正和当事人平等为由主张被害人对减刑假释享有程序参与权。
（四）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范围。有人针对当下“书面审理、集中办理、形式审查、文书格式化”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当对之彻底加以改革，是目前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这只是对目前程序的一种高度概括，并不是存在的真正问题。那些对全部减刑假释案件都实行开庭审理的主张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状况，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解决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犯罪数量增加、在押罪犯数量增加的趋势，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司法资源的现状，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减刑假释制度，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设计程序。要抱着一种客观、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对原有程序的彻底否定。实践中还可以将案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有异议的，另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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