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引入财产刑执行主体结构的法理思考/许佩华(2)
在现代法治国家，“公法债权说”被普遍认同。按照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奠基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来源于公民和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签订的转让保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契约。犯罪人违反其与政府签订的遵守法令的契约而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给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破坏，国家和政府代表所有公民收取该公法债权，而接受惩罚是犯罪人必须忍受的结果。惩罚也是“强制索取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补偿的一种方式”。把刑罚关系看做是特殊的契约关系，“对嫌疑犯的监禁类似于对负债人的监禁”、“坐牢的人是在‘还债’”。公法债权并不排斥私法的调整。运用私法方法对公法债权进行保护，使私法精神不断向公法渗透，私法的自由、平等、人权的精神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法领域中。因此，公法债权以私法保护，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利于公法上债权的实现，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二）域外法例考查。
关于财产刑执行的主体，域外存在四种类型。一是法院执行型，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西班牙刑法典》第90条规定：“被判罚金者，应于判决后，或判决后15天内向法院完纳。如果被判罚金者缺乏资金，法院得允许其分期付款，其数额及日期可视犯罪之情况决定之。”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法院通知被判罚金者缴纳罚金，如不缴纳，法院可签发传票或逮捕证。二是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执行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90条规定，罚金、罚款、没收、追征、罚锾等，应当依检察官之命令执行。三是检察官执行为主法院执行为辅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70条规定，罚金裁判，依检察官命令执行，但裁判宣示后，经受裁判人同意，而检察官不在场者，由推事当场指挥执行。四是税务机关执行型。如《希腊刑事诉讼法典》第553条规定，税收征集工作人员负责执行罚金刑，有权决定使用何种强制措施，查封财物。
上述域外刑事诉讼法的财产刑执行主体结构模式，似乎都是两极结构，即执行机关——被裁判罚金人，无申请执行程序，也无监督程序规范。但上述国家和地区大多建立了在诉讼阶段对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16条第1款规定，如果确有理由认为即将支付财产刑、诉讼费或其他应向国库缴纳的款项缺乏保障，公诉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求对被告人的动产、不动产等归属于他的钱财实行保全性扣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2条第1款规定，对在本法效力区域内无固定居所或者无住所的，有重大的犯罪嫌疑被指控人，可以责令其对可能的罚金、程序费用提供适当的担保。同时，规定法庭有调查犯罪者支付能力的义务。如英国在1991年法案之前，要求法庭对犯罪者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查，罚金的数目必须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此外，在刑事实体法上，建立了罚金刑易科制度、罚金刑缓刑制度和罚金刑减刑制度。社会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基础，公民法律意识较强，加上较为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因此，其简明的财产刑执行两极结构模式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反观我国，刑事诉讼阶段没有财产保全制度，案件审理中法官没有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义务，判决罚金的数目常远远超出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财产刑执行不能严重制约财产刑罚的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域外法，而应该立足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程度尚低，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司法权威不足，社会诚信体系未建立，公民财产状况未能定向透明的具体国情，将掌握强大调查能力的侦查机关纳入财产刑执行的主体结构中来，才能切实提高实际到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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