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审判管理面临的五种博弈/包蕾(2)
例如，对于审判压力很大的法院来说，虽将精力集中于效率管理，但它的效率指标数值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法院效率指标数值相比不一定都有比较优势，更不用谈质量和效果其他两个指标数值。一般来说，除了基于案件数量较大的原因而拥有个别指标数值优势外，其他诸多效率指标都会处于相对劣势。为了迎合共性指标体系的评估，有的法院借用“诉调对接”机制，采取案件体外循环的方法，人为不当地提升效率指标数值。再如，对于处于商业社会的法院来说，如果不区分案件性质，一味强调所有案件的高调撤率，则会造成像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具等纠纷中无法充分发挥“提供规则指引、培育新型市场”的司法功能。
三、他律与自律之间的“时间博弈”
一项审判管理内容真正的贯彻落实必然经历由开始的宏观他律走向之后的微观自律两个过程。其中，微观的认同是宏观他律走向微观自律的前提条件，经由“认知——情感——行为——内化于心”，最终审判管理内容获得真正落实。但司法实践中，一项审判管理内容得到广泛认同、由他律走向自律并非一帆风顺，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该项审判管理一直持续，宏观管理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该项审判管理不再施力，则宏观管理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该项审判管理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该项审判管理初衷的反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对调撤率的强调，各地法院均予以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地提升调撤率指标的数值，相应的，那些年度中，调撤率指标数值也就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据某个媒体报道，个别法院民事调撤率高达100%。然而，随着近年来针对结案率指标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提出均衡结案的要求。各地法院又把注意力转向均衡结案工作。在近年来均衡结案率指标数值得到明显提升的同时，许多法院的调撤率指标不仅不能保持历史的最佳状态，而且呈现不同程度地下滑趋势。
四、内涵与外延之间的“边缘博弈”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每一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目的与功能、计算标准等内涵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尽管某些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外延没有被完全描述出来，但是根据其内涵的规定，结合管理服务于审判的理念，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得出正确的界定。但反观司法实践，部分法院不断在试探每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边缘区域。
例如，对于当庭裁判率指标的参考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仅规定当庭裁判包括当庭口头裁判和法官主持调解双方当庭签字的案件。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是否包含其中，没有明确，从而造成实践中有的法院“理所当然”地将其包含在内，甚至采用各种方法让无需进行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用以提升当庭裁判率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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